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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影视作品著作权权属认定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作者:陈亚男    发布于:2014-01-21 22:22:16    文字:【】【】【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在主张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被告通常会对其是否是合法的著作权主体提出抗辩。我国《著作权法》虽然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却未明确“制片者”究竟是何含义。与此同时,目前国内影视作品的署名相当繁杂,主要包括(联合)出品单位、(联合)摄制单位、(联合)制作单位、(联合)拍摄单位、协助摄制单位、参加摄制单位、承制单位、监制(单位)、(总)制片人、执行人、出品人、某某(导演)作品等,唯独缺少《著作权法》规定的“制片者”这一署名主体。因此,原告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著作权人或者已经获得所有著作权人的授权有时可能比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更有难度,人民法院在认定原告是否合法享有著作权时亦面临较大困惑。合法的影视作品著作权人面临着因举证不能而丧失通过法律保护其受侵害权利的困境,这既增加了著作权交易的难度与风险,不利于充分实现影视作品的市场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盗版、擅自上传等侵权行为的发生,损害了著作权主体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影视行业市场秩序。此种情形已远不能适应我国迅猛发展的影视市场对影视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要求,已成为影视行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桎梏。因此,立法者、行政管理主体以及影视从业人员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确影视作品著作权主体的内涵、确定规范的著作权署名规则并予以严格遵守。

一、先天不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过于原则且含义不明

著作权产生于创作,因此,作者为作品的著作权人是著作权法确定著作权归属的一般性原则。但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典型作品相比,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导演、编剧、服装、摄影、场景、道具、音乐、演员等各类主体共同协作而创作完成。若按著作权权利归属的一般性原则,认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上述各类主体共同享有,可能给影视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保护与权利行使带来极大不便。[1]正是基于此,世界各国都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作了特殊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借鉴德国著作权法相关内容,[2]认可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主体是影视作品的作者,但认为上述作者仅享有署名权,[3]而影视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应由制片者享有。但遗憾的是,上述规定的内容相当简单和原则,除此之外,《著作权法》及实施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就影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作出其他规定,亦未明确《著作权法》规定的“制片者”究竟是何含义。

国务院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电影制片单位对其摄制的电影片依法享有著作权。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的《电视剧管理规定》规定,电视剧制作单位依法享有其制作的电视剧的著作权。可见,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未直接采纳《著作权法》中“制片者”的概念,而是将“制片者”解释为电影“制片单位”和电视剧“制作单位”,确定“制片单位”、“制作单位”为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但与《著作权法》存在的问题一样,《电影管理条例》、《电视剧管理规定》有关著作权归属的规定过于原则,亦未进一步明确“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具体含义,影视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亦未对电影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作出任何其他规定。

二、现实困境——依署名确定著作权人存在诸多障碍

在“制片者”与“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含义均不明确的情况下,确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还有一条途径,即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将在影视作品上署名为制片者或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主体认定为著作权人。但遗憾的是,目前影视市场中的影视作品从未出现过“制片者”这一署名,同时,从影视行业的现状来看,依“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署名确定著作权归属这一途径亦并不可行。

(一)影视作品署名较为混乱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曾于2003年10月27日发布《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字幕规定》)。但遗憾的是,《字幕规定》不但未将“制片者”这一法定著作权人称谓纳入各类署名称谓中,而且从该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4]的内容可知,与《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的著作权主体“制片单位”有关联的署名还包括电影摄制、出品单位、联合出品单位、摄制单位、联合摄制单位和电影制片(出品)单位,上述各种署名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国家广电总局亦未予以明确。由于各类署名的含义不明、范围不清,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对上述各类署名方式的滥用。而且,现今电影作品的署名方式早已突破了《字幕规定》所规定的制片单位、(联合)出品单位、(联合)摄制单位的范围,实践中与电影的摄制、制作相关的署名方式还包括联合拍摄单位、联合制作单位、协助摄制单位、参加摄制单位、承制单位、监制(单位)、制片人(含执行制片、总制片人)、执行人、发行人、某某(导演)作品等,且随着实践的发展,署名类别还在日趋增多。电视剧作品的署名除了制作单位以外,主要亦参照电影作品的署名类别。上述署名大多由影视从业人员在实践中自行创造,但业界对于各署名的内涵以及何种署名与著作权主体具有对应关系并未形成统一、权威的做法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些署名可以视为《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的“制片单位”以及《电视剧管理规定》规定的“制作单位”难以确定。

(二)我国对影视剧摄制实行严格的审批许可制度,使得部分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主体的身份与著作权人的内涵相距甚远

在我国,申请设立电影制片单位、电视剧制作单位必须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审批,领取《摄制电影许可证》或申请领取《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要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的,须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领取《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严格的行政准入导致外来资本流入影视业可能触犯法律。面临风险的外来资本自然采取各种方法规避。没有资质的出资方与具有制片、制作资质的制片、制作单位联合拍摄,甚至仅由具有资质的制片、制作单位挂名并以制片、制作单位名义代为申报拍摄批准等擦边球屡禁不止。[5]这导致依据行政规范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主体可能与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权属并无实际关联。此时,若仍然依据《电影管理条例》和《电视剧管理规定》把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主体认定为著作权人,将与“著作权人”的法律内涵相距甚远。

三、适法困惑——人民法院如何确定影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一)能否将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联合)出品单位、摄制单位的主体认定为著作权人

虽然《电影管理条例》、《电视剧管理规定》以及《字幕规定》并未明确制片单位、制作单位、出品单位和摄制单位的含义,但仔细揣摩《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电影制片”、《电视剧管理规定》第二章“电视剧的制作”以及《字幕规定》的相关内容,笔者从其文字表述推断各署名的含义及相互关系为:1、电影制片单位是指经行政审批许可设立、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或《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依法享有电影摄制经营权的单位。电视剧制作单位是指经行政审批许可设立、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依法享有电视剧制作权的单位。2、从《字幕规定》第七条有关“电影制片(出品)单位”的表述可知,出品单位与制片单位的含义基本相同。多个出品单位可署名为联合出品单位。出品人是出品单位的法定代表人。3、既然制片单位是享有电影摄制经营权的单位,负责电影摄制,故摄制单位一般就是指制片单位。4、若在制片单位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单位虽然不持有《摄制电影许可证》或《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不享有法定的电影摄制经营权,但其对电影的投资额度达到该影片总成本三分之一或以上(合拍影片占国内投资额度三分之一或以上)的,可与制片单位一起署名为联合摄制单位。综上,似乎(联合)出品单位、摄制单位与制片单位属同义词,署名为制片单位、出品单位或联合出品单位、摄制单位的就可认定为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上述判断仅仅是从《著作权法》、《电影管理条例》以及《字幕规定》本身的文字表述推断得出,此种推断是否是规则制定者的初衷笔者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影视行业的现状远比《字幕规定》所涵盖的情形要复杂:正如前文所析,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主体可能仅仅是挂名的制片、制作单位,与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权属并无实际关联,而且,实践中影视从业人员对出品单位、摄制单位、联合出品单位等署名内涵的理解和使用早已超出了《字幕规定》的相关内容,一部电影的署名中,制片单位、(联合)出品单位、摄制单位的主体可能均不相同,三者早已不属于同义词范畴。基于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宜将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联合)出品单位、摄制单位的主体当然认定为著作权人。

(二)如何解决片头片尾署名与光盘封套上印制的署名不一致问题

实践中经常会碰到影视剧片头片尾显示的署名与电影、电视剧音像制品光盘封套上印制的署名不一致的情形。司法实践对此问题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片头片尾署名为准,因为作品本身所记载的信息更具有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属于原告举证矛盾,应由原告进行说明,无合理解释的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面对适法困惑,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常的权利审查方式是,将一定范围内的署名主体视为著作权人,审查原告是否得到了该范围内的署名主体的授权。此种方式虽然是目前人民法院所选择的相对合理、可行的权利审查途径,但仍存在如下缺陷:1、较难界定原告应取得哪些署名主体的授权。若仅以原告提供的出具《授权书》的主体为限,有可能会遗漏著作权人或者出现当事人恶意串通将真正权利人或部分权利人排除在诉讼之外、侵害合法权利人正当利益的情况;若为了防止遗漏或弄错著作权主体而将审查的范围扩大到与影视作品的拍摄、制作、出品、投资等有关的所有主体,则至少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有的影视作品的署名主体众多,要取得所有署名主体的授权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有部分署名主体认为自己并不是著作权人而拒绝出具授权书,主张权利方要获得所有署名主体的授权文件相当有难度;二是多数情况下,并非所有的署名主体均是真正的著作权人,法院要求主张权利方提供所有署名主体的授权文件意味着其还要获得非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与法理相悖。2、原告提供的相关主体的《授权书》或《声明》包括两类:一类是表明同意将自己享有的著作权相关权利授予他方或者表明自己仅享有对作品的某类权利(如署名权);另一类是表明自己不是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对于第二类声明,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据此将该主体排除在著作权人之外,但对于第一类声明,若人民法院根据某主体自己出具的《授权书》、《声明》判断其就是著作权人,此种做法实际是将该主体置于一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境地,十分不妥。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只能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把握权利审查的范围,这使得司法实践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权属判断具有明显的个案差异。司法实践不但未能发挥对影视行业发展的指导作用,反而被影视行业混乱的署名现状所桎梏,颇显无奈。

四、法意探究——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真正内涵

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未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主体内涵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感到困惑重重的情况下,影视行业内部对“谁是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这一问题也未形成一致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出品单位就是投资人,也是著作权人,摄制单位是受出品单位的委托,负责拍摄、制作影视剧的单位;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制片者就是制片单位(制作单位),即享有影视剧摄制(制作)权的单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影视剧著作权人根据参与各方的协议产生,既可以是投资人,也可以是摄制单位,甚至可以是编剧、导演。

笔者认为,一部影视剧的诞生,除了直接参与影视作品各方面创作的人以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主体,即影视剧的投资人。在现代社会,影视行业是依靠资金推动的行业,影视剧的制作与运营需要巨额的投资,投资大小直接影响作品品质,没有投资人的前期投入,即便有再好的剧本和创作人员,影视作品也无从产生。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导演、编剧、服装、摄影、场景、道具、音乐、演员、摄制方、发行方等都可以是由投资人聘用或委托完成某项工作的主体。同时,考虑到资本的逐利性,投资人之所以愿意在前期投入巨额资本,正是期望能够在影视作品形成以后通过市场运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只有享有著作权,才能畅通无阻的获得此种经济利益。因此,若法律赋予影视剧投资人享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无疑是对影视剧投资人最大的鼓励与促进。故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定投资人为影视作品这一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人更符合影视剧的商业属性和运作规则。[6]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制片者”应理解为影视剧的投资人为宜。

五、实践反思——确定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解决路径

(一)立法层面:明确著作权人含义,搭建法律与行政法规的衔接桥梁

要从根本上解决影视作品著作权主体不明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要明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制片者”的含义。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法律修订明确“制片者”是指影视剧的投资人。如此一来,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判断标准得以简化,不再取决于其在影视作品片头片尾究竟是署名为出品单位、制片单位、制作单位,还是摄制单位或其他称谓,人民法院在判断著作权主体时亦勿需纠结于影视作品纷繁复杂的署名方式究竟是何含义,仅需要判断其是否具有投资人的身份。即使影视作品不存在“投资人:某某”的署名,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审查投资协议等方式确定影视作品的投资人,以此确定著作权人。

另外,由于《电影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将“制片单位”视为“制片者”以及《电视剧管理规定》将“制作单位”视为“制片者”均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具有法律层面的正当性,且影视行业的现状决定了司法实践无法根据上述规定将署名为制片单位、制作单位的主体认定为著作权人,上述规定实际名存实亡,故建议予以删除,同时增加“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整体著作权由其投资人享有”的规定,以此作为法律规定与行政法规的衔接桥梁。

(二)行政管理层面:明确著作权人署名方式,将著作权署名及著作权归属协议纳入影视作品审查范畴

目前我国仅有规范电影作品署名的《字幕规定》,缺少电视剧作品的署名规则,考虑到《著作权法》是将电影和电视剧作为一类作品对其进行规范,故建议对电影和电视剧的署名问题应制定统一适用规则,并在其中明确规定与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身份相对应的署名方式,或者直接规定在影视作品的片头或片尾应以“声明”方式表明该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情况。若相关影视作品涉讼,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根据该署名或“声明”确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笔者建议通过相关制度在影视行业内部进一步明确,著作权主体署名或有关著作权归属的声明是影视作品的必备要素之一,该署名同时应有相应的著作权归属协议作为印证;影视作品在公映前送审时,电影、电视剧审查机构应对影视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主体署名或有关著作权归属的声明以及是否存在相应的著作权归属协议进行审查,缺少该署名、“声明”或协议,或者署名、“声明”与著作权归属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应要求送审单位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说明。

(三)行业自律层面:自觉遵守相关规定,鼓励进行著作权登记

影视从业人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著作权权属意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提高行为规范性;影视作品的摄制方、投资方、制作方等相关主体在签订拍摄协议、投资协议、制作协议等合同时,应以专门条款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作出明确约定,既便于电影、电视剧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又便于权利人在发生纠纷以后进行举证;在进行著作权主体署名时,不得随意扩大著作权人署名的内涵,更不得擅自省略该项署名或“声明”。
另外,由于我国实行著作权自愿登记原则,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证明著作权归属的证据使用,故建议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在影视作品完成以后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进行著作权登记,以此作为著作权权利归属的初步证明。

[1] 例如:如何确定著作权权利人范围并确保未遗漏;如何尽快使众多权利人就影视作品的使用达成一致意见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影视作品的商业价值等。

[2] 但两者也有明显区别。德国著作权法认为,在电影拍摄或剪接中为图像或者声音的衔接作出了智力创造性贡献的人,包括导演、电影摄影师、音响师等都是电影作品的作者。电影制作者(翻译不同,可能该称谓也有所区别)本身仅对电影制品(包括电影母带、电影拷贝、胶卷、音像带等)享有独立的邻接权。但制片人与电影作品的作者可以就电影作品的使用作出约定,仅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律才直接认定该电影作品的任何使用权由电影制作者享有。这与我国直接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的做法存在明显区别。

[3] 有人认为,上述主体还享有著作权中的获得报酬权。但笔者认为,《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虽然规定上述主体有权获得报酬,但该获得报酬的权利并非著作权意义上的法定的获得报酬权,而是基于与制片者的合同而享有的权利。故上述主体作为影视作品的作者,仅享有署名权。

[4] 《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第三条:影片片头字幕(一)影片片头字幕包括:第一幅,“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第二幅,电影出品单位厂标(标识);以后各画幅为:片名(中、英文同画幅,英文片名需经批准)、出品人、主创人员及直接与影片有关的人员。各电影制片单位可根据影片创作的实际情况确定第三幅(含第三幅)以后的影片字幕。(二)获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和《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的单位,可独立或联合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人署名为出品人。

第四条: 影片片尾字幕……(三)片尾倒数第二个画幅应为“拷贝加工洗印单位”,如立体声影片,需在此之后加注立体声标识。最后一个画幅为摄制单位或联合摄制单位。(四)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其投资额度达到该影片总成本三分之一(合拍影片占国内投资额度三分之一)的,可署名为联合摄制单位。

第七条:影片的全片字幕,由电影制片(出品)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参见林华:《〈著作权法〉视角下的影视作品署名》,载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网,http://www.shipa.org/ip_litigation_show.asp?id=30,2012年4月1日。

[6] 得出此结论的前提是,我国法律已经选择了一种立法模式,即仅赋予影视作品的作者署名权,而把影视作品的著作权赋予作者之外的主体。笔者认为,在作者之外的各类主体中,将投资人确定为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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